• 文学的结构性要素分析 不要轻易放弃。学习成长的路上,我们长路漫漫,只因学无止境。


      随着文学研究的语言论转向,文艺学对叙述话语结构做了极其深入、细致的探讨,但是,这些结构研究基本上是针对话语形式的研究,对于文学活动来说,一种更为内在、更为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却被忽视了。其实,仅凭了解叙述话语的形式结构,我们仍然无法正确地组织叙述话语,无法入情入理地讲述人和事,自然也无法建构文学作品。在这背后还存在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在制约着叙述活动,那就是———社会规约。社会规约既规范着日常生活中人的行为,组织着人的社会关系,同时又规范着文学叙述活动( 话语行为) ,构建起文学虚构世界。社会规约是文学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建立内在关联的结构性要素。文学就是借用这个和现实世界所共享的结构性要素来讲述人和事,组织起自己的虚构世界,并通过古德曼所说的“例证关系”来指涉现实,进而实现社会批判的目的。文学的可理解性、可信性和真实性就依赖这种内在关联,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性也依赖文学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间的这种结构性关联。同时,作家对待社会规约的态度,他的独特的处理方式,也从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规定着作品的文体特征。

      一

      在鲁迅小说中,孔乙己是一位“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穿长衫是知识者和有钱人的身份标志,这身装束就把孔乙己与做工的“短衣帮”区分开来了,他本来可以享受在房内坐着喝酒的待遇; 可是,他却又只能靠在柜台外站着喝酒,这就说明他没有钱,在酒店掌柜看来,不过是个沦落潦倒的读书人,其身份地位只能相当于站着喝酒的短衣帮。这种独特的行为方式透露出孔乙己极其尴尬的社会处境: 他穿长衫,尽管是又破又脏的长衫,却仍然是知识者的一种身份标志,他不愿把自己混同于做工的,固守着与做工者的身份边界; 但是,事实上又不得不站着喝酒,只能侧身做工者之列。这同时也就表明,他既已从知识者群体中出局,又不能归属于做工者,只是个社会“零余者”,这个社会没有他的立锥之地,势必要被社会淘汰。仅这一行为,就预示了孔乙己必将爬着进坟墓的结局。就在孔乙己行为的背后,我们看到了社会规约的作用。正是社会规约规范着人的行为方式,并为人的行为打上身份标签。

      社会规约不同于法律条文,它主要不是为“罪”与“非罪”设立界限,而是为行为“适当”与“不适当”来划界,因此,这条边界就不是硬性的,而是相对柔性的,并主要利用人的“羞耻感”而非“罪感”来约束行为。当人的行为违犯所属群体的规约时,也就会被群体成员,乃至整个社会视为不适当的、不正常的而受到否定,由此产生羞耻感。这种心理体验促使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求重新纳入特定规约之中。当然,“禁忌”作为最为严厉的社会规约,对它的体验则构成了最深沉的罪感。

      从更深层次来看,社会规约的根扎在人追求本体安全这一特点上。任何违反群体规约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行为人被群体视作异类,进而遭受群体唾弃,丧失安全感。吉登斯指出,本体安全感是所有文化中大部分人类活动的特点,而对本体安全感的认知又以实践意识为依托。“实践意识,以及由它再生产出来的日常惯例,不仅( 甚至是最主要地) 因为它们蕴含着社会稳定性,而且因为它们在组织与存在问题有关的‘宛若’环境中扮演建构性的角色,因此有助于涵括这些焦虑。它们提供定向模式,以在实践层面上‘回答’有关存在框架的诸多问题。”在这里,吉登斯所说的“日常惯例”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规约。人在社会实践中习得了群体共享的社会规约,由此为行为定向,“作出一种特定的‘合适的’或‘可接受’的反应” 。对社会规约的遵奉不仅符合他已有的经验,确保了自我连续性,而且让他顺利融入特定社会群体,获得相对稳定的社会归属,建立起社会存在感和安全感。

      二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是虚构的,而其行为又遵循着社会规约,那么,这些形象就和我们的生活经验相接壤,他们也就势必成为“熟悉的陌生人”。作品所讲述的人和事也成为“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的独特存在,具有弗莱所说的那种“真实感”。

      一般而言,某人物一系列悖逆情理的行为往往会造成喜剧性效果,如堂吉诃德和阿 Q 的荒唐行为就注定了他们的喜剧性格。婴宁不分场合的笑,不仅憨态可掬,也为作品增添了喜剧性( 蒲松龄《聊斋志异》) 。但是,即便是这些违背常理的行为,也是以社会规约构成人物行为的背景,并只能按照特定社会规约来做出解释和评价。如果文学作品描绘的世界在整体上颠倒和颠覆了社会规约,那么,这个世界就是怪诞的世界。不过,对于我们来说,作品世界之所以是怪诞的,就因为这一世界的背后隐蔽着一个潜在的“正常世界”,即遵循社会规约的世界。正是由于存在按照社会规约建构起来的世界,才可能创作和理解一个怪诞世界。相反,一举一动都中规中矩的人物反而显得十分呆板,毫无趣味,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小职员,甚至接近于“套中人”。

      人的社会是由人的交往行为建构起来的,社会规约既是在这个过程中协商订立的“协议”,是人际交往的成果,又规范着交往行为本身,反作用于社会建构。因此,但凡涉及交往行为,无论交谈、性爱、冲突,社会规约都愈加显得重要,它往往就是维系各式各样交往行为的纽带。因为只有当“他人”在场,即个人处在“社会关系”中时,社会规约才具有更加显著的约束力。社会规约就是为着调节人际交往、组织社会整体的,本身是“社会的”,它也只有借助于“社会的力量”才能够有效施行。这也正是萨特所说“他人是地狱”的原因。现实社会与文学作品都按照共同的组织原则来建构自己的世界。因而,社会规约是较话语的叙述结构更为内在、更为基本、更为重要的结构性要素。文学真实性、批判性的根就扎在这一结构性要素上。

      三

      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在他身上始终交织着欲望与社会规约间的冲突。一方面,欲望是人极其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它强劲地推动人的行为,迫使人采取行动来实现生命需求,满manbetx官方网站是目前为止最受欢迎的一款博彩类游戏,万博manbetx客户端3.0【新万博app】是澳门万博manbetx客户端3.0【新万博app】推出的一个现金赌博平台,万博体育mantbex知名在线娱乐城,网罗线上所有火热的娱乐游戏,manbetx官方网站帮助大家顺利的找出适合自己的博彩娱乐平台。足自身欲望; 另一方面,社会规约则作为一种外在的社会力量约束人的行为,把行为纳入社会规约所许可的轨道,推延欲望的满足。甚至要规训生命本身,限制生命的自由,意图把多姿多彩的生命形态修剪成呆板、规整的模式,由此引发难以平息的冲突。这既表现为人与外部社会的冲突,也表现为人的自我内心冲突,而这种自我冲突在根源上仍然是人与社会规约的冲突,也即人与社会的冲突。

      正如人在创造上帝的同时也创造了魔鬼,人的欲望也是受到话语实践的塑造并作为社会规约的对立面而被建构起来的,两者间的对立关系正体现了人类存在的矛盾和尴尬: 一方面,任何个体都不能不从自身欲望出发,授予欲望以优先性,对他而言,社会规约总是外在的、异己的、应该被破除的; 另一方面,社会规约的背后却有历史传统的支持,它赢得了社会群体( 包括他自己) 的认可和授权,较之于个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绝对优势的地位,个人欲望反而被贬低为理应受到控制的“他者”,甚至被喻为“魔鬼”。

      在文学活动,包括写作和阅读过程中,社会规约和文化惯例是同时存在的两种规范力量,它们总是或相适应或相抵牾,或迎或拒地纠缠在一起,分别从不同层面共同规范着话语行为。离开社会规约,我们就不能有效地行动和交际,不能理解行为和社会,因而也不能创作和理解文学作品; 离开文化惯例,我们不仅无法写作,也无法阅读,无法理解文学语言的真正意义。而对于一个勇于创新的作家来说,有意识地挑战文化惯例,依从自己的生命要求、张扬生命本身来突破文化惯例的约束,恰恰可能成为他建立自己独特风格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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